残暴结局

一種常見解讀說本片中詩與現實是居於真善美和假惡醜兩端的二元關係，此說過於簡化：對於片中詩歌老師學寫詩要先學會從生活中發現美的理論，影片通過美子隨時做筆記卻仍寫不出詩的創作困境予以堅決駁斥；美子寫出處女作，是在因由孫子涉案，見識進而直面了社會與人性的醜惡和暴力性之後。片中近乎唯一以正面形象出現的男性是在朗誦會上開黃腔的善良警察，影片以此暗表李滄東的一種個人判斷：詩歌這門藝術更可能的狀態是出自於淫邪，並每與社會與人性的暗面相隨。同時，與其說影片是在張揚文學藝術對於社會人生的效用或意義，不如說反而是在陳述前者的無效和無力：在其他家長積極討論籌款救子事宜時，美子外出觀花、為作詩累積素材的行為顯得奇異甚或可笑；而在片尾美子終能與少女共享女性作為弱勢方的整體性困境時，能給予後者的不過是一首無人讀懂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