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我们

不是英雄主义的而是人民的画像，不是人民的而是人的模样。那些远观的战斗场景尤为迷人，像勃鲁盖尔的画卷，人像显得渺小，却充满生动。当然此生动是残酷的同义词:远景的人像群，前一刻以武装的肢体扰动出纷杂的银幕涟漪，后一刻却中弹伤亡错落倒地，人体-生命的伫立与消散凌乱无序。此时，人的非统一即个体的杂多，与人民的集体群像，两者所指相互重合了。那么在肯洛奇的镜头下，革命的意义就拥有了双重所感，既来自受土地这一物质性限制的封印(粗糙的落差，糟乱的步伐，不规范的即时反应——避免人物的“超行动”导致的神化浪漫化效应)，及由它引起的实际苦痛，又把群体性的象征内化置于个体命运的轨迹(是个体的选择滚动了整个链条)。一时间，苦难和理想保持了同频的姿势，而非投身于后者的立场游说，最终不是理想拉扯着人，是人在理想。